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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amilitary trooper patrols along a deserted road during India's Independence Day celebrations in Srinagar, in Jammu and Kashmir, August 15, 2021. © 2021 Saqib Majeed/SOPA Images/Sipa USA via AP Photo

(伦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印度政府于2019年8月5日废止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特殊自治地位五年来,仍未恢复当地言论和结社自由。

印度安全部队持续实行各种高压政策,包括任意拘禁、法外杀人和其他严重人权侵犯。印度当局辩称,该地区政治暴力在过去五年大幅下降,平民和军警死亡人数均有减少。查谟地区今年6月爆发暴力行为,迄今导致士兵15人和平民9人丧生

“印度当局坚称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暴力行为已受到遏制,但他们五年来对基本自由的打压几乎毫无节制,” 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米纳克希・甘古利(Meenakshi Ganguly)说。“克什米尔人无法行使言论、结社以及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他们担心因此被捕,不经审判就被关进监狱几个月、甚至几年。”

2024年3月,现被划为另一行政区的拉达克民众示威,要求对该区如何治理享有更多参与和角色。自2019年以来,宗教少数群体和移民劳工遭到打压,包括记者和人权倡议者在内的数百名克什米尔人仍遭严苛的拘留和反恐法律持续拘押。

“所有的观光客、夜市消费和其他表面上的正常迹象似乎一片平静,但我们心中怒潮澎湃,” 一名27岁的克什米尔商人说。 “就像等待爆裂的汽水瓶。”

当局持续以显然基于政治动机的罪名起诉公民社会知名倡议人士。 7月10日,当局依据《公共安全法》逮捕查谟和克什米尔高等法院律师协会主席隆加(Nazir Ahmad Ronga)。6月,又以谋杀罪嫌逮捕该律师协会前主席、经常抨击政府侵犯人权的卡尤姆(Mian Abdul Qayoom)。几天后,当地行政机关以防范“扰乱安宁” 为由禁止该律师协会举办改选,

克什米尔人权捍卫者巴维兹(Khurram Parvez)自2021年11月依严苛的印度反恐法律《非法活动预防法》被监禁至今。多名联合国专家曾要求印度当局停止针对巴维兹的打压;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劳勒(Mary Lawlor)亦于2023年呼吁将他释放。 2024年3月,联合国专家将其列入印度“人权捍卫者和新闻记者遭骚扰及长期拘禁” 报告。

2019年8月起,克什米尔至少35名记者因报导工作而遭警察审讯、搜索、威胁、肢体攻击、限制迁徙自由或罗织刑事罪名。印度政府于2020年6月推出媒体新政策,进一步降低当局在该地区实施新闻审查的门槛。 2024年6月,当局推出另一新政策,保障当地政府官员免于所谓不实申诉,并建议对协助散布错误讯息的媒体机构开罚,引发关于政府问责制和威胁新闻自由的担忧。

在一些案件中,警方为将人继续羁押,在其获得法院准予保释或撤销拘留令甚至下令赔偿后又提出新的指控。 3月,坐牢五年多的克什米尔记者艾西夫・苏尔坦(Aasif Sultan)才刚出狱,警方就以另案依《非法活动预防法》将他再次逮捕。 5月,警方依《非法活动预防法》逮捕律师扎伊德・阿里(Zahid Ali),后者自2019年开始被警方不断以新案件拘押至今。

查谟和克什米尔高等法院曾讉责当局滥用《公共安全法》反覆进行预防拘留,甚至在法院下令释放后还这样做。其中一起案件的法官表示:”预防拘留管辖权似乎不对任何人负责。”

当局并且任意利用反恐法律镇压和平批评者、记者和人权捍卫者,使异议人士无法发声。近年来,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非法活动预防法》案件暴增。根据国家犯罪纪录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资料,2022年,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非法活动预防法》案件在全部1,005个案件中占了371个,为全国最多。

从2019到2021年,印度政府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关闭网络达到空前的500多天,并声称断网措施是为防止散布不实或煽动资讯以免引发暴力抗争。但断网措施加剧资讯封锁、阻碍民众从事日常活动和获取包括医疗在内的必需服务,并且扰乱当地经济活动,对当地居民带来不相称的损害。 2019年,联合国专家敦促印度停止通讯封锁。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和印度其他地区,断网已成为印度当局习以为常的警务手段

总理莫迪5月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政府关闭网络,“会有几天不太好过,但这是为了做好事” ,同时对寻求司法介入的团体发出警告。“现在既然这些问题被拿到法庭上讨论,事情就复杂了,” 他说。“这些走上法庭的非政府组织,首先非常重要的是防范他们危害国家。”

2019年起,印度安全部队被指涉及诸多人权侵害,包括在检查岗哨的骚扰和不当对待、任意拘留和法外杀人。无论是近年来这些法外杀人指控或过往的杀戮与暴行,安全部队从未受到究责,部分原因在于《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规定武装部队成员实际上可以豁免起诉。自该法于1990年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实施以来,印度政府从未批准在普通法院起诉任何安全部队人员。

在1989到1990年的一连串武装团体袭击后,数十万克什米尔人(其中许多是被称为潘迪特人(Pandits)的印度教徒)被迫逃离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谷地。只有数百户流离失所的克什米尔潘迪特家庭响应政府创造就业机会和避难所的计划而返回故里,但当局没能为他们解决安全疑虑。由于2022年一名克什米尔潘迪特人遭枪手杀害,以及2019年以来其他针对少数群体和平民的杀人事件,许多人只好逃走。

“印度当局必须重新检讨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政策,把为暴行受害者伸张正义列为优先事项,” 甘古利说。“印度政府应为人权侵犯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并追究施暴部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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